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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最后的将军孙传庭生擒老闯王却被害入狱

发布时间:2021-02-01 10:50:07 阅读: 来源:茶盘厂家

大明最后的将军孙传庭,生擒老闯王却被害入狱?

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孙传庭的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大明朝最后的将军孙传庭,字伯雅,为代州境内即今山西代县振武卫人。仪表堂堂,多谋善断,富有谋略。在万历四十七年,即1619年考中进士,被授职永城县令。因为对魏忠贤干预朝政心怀不满,弃官隐居。崇祯皇帝即位后,授职为吏部郎中,升为顺天府丞。在崇祯九年也即1636年,任职为陕西巡抚,着手组建秦军,用兵雄健富有谋略。

其后孙传庭设伏擒杀老闯王高迎祥,多次出击大破义军;而后又与洪承畴合围大破李自成的义军部队,而李自成仅以身免,只剩十八骑逃遁,关中的农民义军悉被孙传庭所平,大大打击了当时的农民义军。在崇祯十一年即1638年12月卢象升巨鹿战死,大明朝廷本来欲用孙传庭接替殉国的卢象升的职位,但紧接着就被下狱。

那么到底得罪了谁而入狱的?

起初在崇祯十年,因为与兵部尚书杨嗣昌的战略策略不同而生嫌,对付起义的农民义军,其实杨嗣昌提出的战略根本就不是什么战略策略,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所谓战略 ,其实就是全方位围堵农民义军,全方位包围这也叫战略?!而且崇祯皇帝也就相信了。

这样就需要大量的军饷和部队。粗略一算,为此要摊派兵马12万、饷银280万两,而当时受灾情、兵祸最为严重的几个地区如关中河南等已经是水深火热了,这一加派,更是把老百姓逼上梁山。孙传庭对此很有异议:

“军兵屡战,多经溃乏受挫之苦;连年征战,民力疲竭”,

将官逼民反,必不能收到预期效果。而这时杨嗣昌为了掩盖自己的愚蠢和无脑,居然发难指责孙传庭阻碍陕西军务;逼得孙传庭上疏悲愤申辩。其后屡屡为杨嗣昌所抹黑陷害;而这时即崇祯十一年10月,后金八旗军第四次入寨南侵,入援京师勤王,崇祯十一年,即1638年12月卢象升巨鹿战死,大明朝廷本来欲用孙传庭接替殉国的卢象升的职位。

当此时与兵部尚书杨嗣昌多次就战略问题发生矛盾,并因此受到了排挤和抹黑,最后皇帝传旨对孙传庭加以严厉训斥,并不准孙传庭不进宫晋见,就地在城外驻防。而同时洪承畴也到了北京,崇祯立派太监高起潜出城迎接,并马上让洪承畴进宫见驾面谈。孙传庭多年征战,可以说是立功无数,大明崇祯却没有任何的赏赐,部下将士没有升迁,甚至于阵亡将士的家属连抚恤金都得不到。

这一冷一热使得孙传庭万分郁闷,急火攻心竟然耳聋,于是不得已上表报告皇帝自己两耳已经聋了,无法继续指挥作战,请求还乡治病。但是崇祯对孙传庭的请求不予批准,并让他负责河北山东等地的军政要务。但是此时杨嗣昌却抓住了孙传庭报告自己两耳已聋,借题发挥,陷害孙传庭在欺君罔上,并煞有其事的说是因为他之前受到皇帝的冷遇,所以孙传庭怀有不平之心。崇祯直接将孙传庭入狱待判。从此大明的江山将快速跌入深渊。

孙传庭的为人的确是所有的事自有定见,也确实是精明强干,这在性格上就有点负气要强了,什么事都不为为人下,只要认准了对皇帝忠心他自己也很清楚自己有哪些问题,所谓自称“以痴忠,取忌当路甚众”。不苟合于同僚,或多或少的都跟他们有过摩擦;这些都为他的下狱埋下了隐患。

杨嗣昌对皇帝顺其欢心,对下则刚愎自用,而孙传庭却不吃这一套。平心而论,孙传庭也未必应对得当。例如崇祯十年八月,石泉、汉阴失陷于义军,杨嗣昌就指责是因为孙传庭相救才招此败。而孙传庭则强硬回击,强调说陕南与关中不可能兼顾,那需要另设巡抚官员,如果朝廷无人可派,自己愿意就任,但是陕西巡抚就需要另选他人了。这种回应,让朝廷的官员们明显感到他是在负气,尾大可能不掉,兵部尚书杨嗣昌则更是上疏崇祯皇帝进行抹黑。

除了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宦官高起潜,还有与洪承畴等同僚关系不是那么太友好。

至于总督洪承畴,孙传庭自己还是认为能与他同心协力的,但也清楚地明白自己“哓哓多口,未免取罪于督臣”。所以,他人已经感觉到两人已不可能同心,对于孙传庭的言论;如对洪承畴的指挥方略调度等表示过异议和不满,洪承畴对他也是无法谅解。

再比如例如崇祯十一年三月,洪承畴指挥入蜀追剿义军,指令孙传庭在商雒等地进行堵截,没想到李自成的义军却由川西,趁明朝部队空虚从北上至陕西文县一带,逃出了合围圈。在事后,孙传庭对这一指挥上的重大失误意见很大,还上疏皇帝辩析此事的具体情况。这肯定让洪承畴心中不满。在具体的军队事务上,孙传庭也是性格急进,经常开罪同僚,有一个例子很明显,那就是甘兵问题。

在崇祯十年,皇帝考虑到孙传庭兵力比较单薄,把在洪承畴麾下的甘肃部队二千多人拨给他指挥调度,这部人马的军饷,随即转为布政司来进行支出。孙传庭特别不愿意接受,在给崇祯的奏疏中言“此兵随征半年,功绩寥寥”。最后此事不可变更后,孙传庭又重新进行核定甘兵的军饷,在此大规模裁掉军官三十一人,兵卒四百有余,这样的幅度裁军,看似是精简队伍,减少了朝廷开支,但却也令官兵心寒,同僚心生不满。

看来孙传庭耿介孤忠,除了得罪除了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宦官高起潜,还有与洪承畴,以及或多或少的一群同僚。当时即有人说:

“如此谓之极任也可,谓之极让也可,即谓之任让,两无所据,而却卸责焉亦可,非所望于该抚也。”

最为重要的是崇祯皇帝所造成恶劣的政治生存环境

尽管孙传庭他有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毕竟多谋善断治军有方,并且军功卓越;在国难当头之际,而遭到墙倒众人推的局面,这与崇祯皇帝的行事风格大有关系;崇祯皇帝特有的刻薄,猜忌,寡恩,残忍,急躁,自以为是,刚愎自用,而造成的朝廷大臣们人人自危,生怕承担责任,怕皇帝猜忌,同舟不共济,不但不共济,并且还将所谓的异己推下舟去有极大的关系;

综上所述;这样恶劣的政治生存环境,凶险程度并不亚于外面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并且大臣们互相监视,苛刻的互挑毛病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孙传庭有着常人不具备的战略眼界,和雷厉风行的超强执行力;辉煌的战果出类拔萃的功绩使他成为出头鸟,所以在遭受陷害之际,众人推倒墙的局面出现,甚至连洪承畴都不帮助说话。

崇祯十四年春杨嗣昌兵败畏罪自杀;12月洪承畴在辽海溃败被擒;这时候崇祯皇帝面对糜烂不堪的凶险局势已无人可用;三年之后,这时崇祯才突然想起了还在监狱待判的孙传庭,将他开释,并向他询问局势应对战略。在孙传庭新败之后欲固守潼关,而又为性急的崇祯所拼命逼迫出战,然而崇祯真的是性急,如果孙传庭不出战,崇祯真的能急死,孙传庭被催逼之下,不得已出战。然而这一去战场竟然马革裹尸败死;大明随之灭亡。“传庭死,明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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