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应从前辈们那里学到什么

亚投行应从“前辈们”那里学到什么

长期以来，通过主导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等机构的运作，美国一直把持着国际金融话语权。但《金融时报》近日评论称，世界银行作为贷款机构的影响力已经下降，而对IMF的改革，表现出美国无能为力的一面。据报道，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近日批评美国国会不通过IMF份额及表决权的改革方案损及美国的信誉及影响力。同时，作为亚投行的主要竞争者之一，美日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近日也对媒体表示，将寻求机遇与亚投行展开合作。　　以往美日欧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有怎样的痛点？亚投行作为应运而生的新兴机构，又该如何吸取前辈经验，避免出现类似的缺陷？在亚投行的运作中，具体应该避免哪些问题？针对这些疑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国际经济关系室主任赵江林。

中国经济时报：亚投行是被“逼出来的”吗？　　赵江林：世行、IMF、亚开行等机构也在辅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长期以来都由日美等发达国家主导，其背后有政治因素。发展中国家接受援助是被动的，往往有附加条件。而亚投行的定位是有很强经济功能的组织，而且已经清楚表明，不会附带任何政治条款，和其他机构相比，亚投行是低度政治元素的机构。　　过去，我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开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份额、话语权长期没有大改观，在既有框架下很难为发展中国家做一些事情。基于此，我们希望让亚投行成为一个服务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机构，作为一项有效的工具来满足我们经济发展的需求。此外，帮助促进亚洲国家，尤其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也符合我国对外发展需求。因此，亚投行不能说一定是被“逼出来”的，而是我们根据形势的需要设立的。在旧的体系中我们推动不了改革，改变不了“存量”，就要用亚投行来做一种现有秩序下“增量”的调整。　　中国经济时报：亚洲开发银行无法满足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吗？　　赵江林：亚开行的宗旨是消除贫困，然而由于其资金量的限制，能够满足目标的程度较低。但不能说这个机构就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需求，大国的博弈并未影响机构本身的机能。　　目前，亚洲国家普遍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资金需求变得越来越强劲。亚洲开发银行自己的分析认为，2010—2020年亚洲大约每年需要八千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个规模的需求是任何国家和机构都无法独力满足的。同时，日本自身经济的下降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再进行持续性大规模的增资。日本能力有限又要保持影响力，自然就是这个结果。所以，亚投行的针对性也特别强，就是专门针对基础设施投资的。　　中国经济时报：该怎样看待欧洲发达国家加入后亚投行面临的复杂形势，在此状况下，亚投行的运作和性质会不会受到影响？　　赵江林：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据亚投行的主导地位，虽然在欧洲国家纷纷加入后，这种地位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被削弱，我们的出资比例也可能会下降，但并不会改变大局。此外，亚投行的核心目标是促进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加入的国家在亚投行的总设计上妨碍了这个大目标，其他亚洲国家也不会同意。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他们所带来的巨大帮助。我国是第一次发起建立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经验很缺乏，而这些国家金融实力强劲，运作理念先进，能够在框架设计上为我们提供帮助，从而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开端。另一方面，因为“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终点正是欧洲，他们也想搭上中国经济增长的快车，获取一些经济利益。因而总体来说，其加入是利大于弊的，并不会构成大的挑战。　　中国经济时报：在提到世界银行、IMF、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时，有分析认为，他们存在“官僚化”的问题，对此，亚投行该如何避免？　　赵江林：这些机构某种程度上是政府的行政职能向国际舞台的延伸，这些援助、开发性的机构无法完全按照纯经济规律去运作，是由他们的性质决定的。事实上，这些机构正是各个国家的政府在出资，其运作被逐渐打上行政化、官僚化的烙印在所难免。　　亚投行在制度设计上会尽力避免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提高运作效率，向市场化运作靠近，这是对传统的国际机构的一种修正，例如我们的丝路基金，就是做成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采取了市场化运作的方式。　　中国经济时报：也有分析担心亚投行会成为一个贯彻中国战略意图的工具，你怎么看？　　赵江林：我们的“一带一路”大战略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亚投行也是如此。从亚投行1000亿美元的出资规模来看，它远不是一个能实现很多战略意图的工具，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希望亚投行的运作向市场化靠拢。未来，我们还面临着和世行、亚开行等机构的竞争，因此现在首先要保证其能够立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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